全国最有钱的青年影展不奖赏“穷”

王小帅有一个故事，鲜为人知。

当年，他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单元。在颁奖的前夜，他们获知了一个小道消息，即，评委会打算把奖颁给最穷的片子。他心想“我肯定最穷啊”——当时王小帅穷得连房子也租不起，成天背着个大床垫在街上边溜达边筹拍，最后《冬春的日子》里里外外只花了一万美元。结果出来获奖者是一个俄罗斯导演。他大吃一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穷的导演吗？”原来，这个俄罗斯导演是一个乞丐，用乞讨得来的钱在拍电影。

作为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的评委会主席，王小帅分享出这段故事，意在激励青年导演，缺钱是常态，但总有人坚持着把电影拍了出来。只有迈出第一步，才有接下来的第二三步。这段讲述被剪到影展的宣传片里，在颁奖礼开始前循环播放，像一个传奇，又十分励志。

IM两岸青年影展（以下简称IM）将目光聚焦在全球高校华人大学生身上，以扶持两岸高校青年影像创作力量为目标，鼓励作品中所体现的青春、朝气、锋芒和锐意。基于此，今年的IM首次设立了“坚持探索精神”表彰及“最具创意作品”表彰，旨在鼓励影像表达手法有突破的青年创作人。

此外，影展更是为所有参赛者提供了高达324.5万元人民币扶持奖金，创全球短片类影展之最。在共计50部入围作品中，最终有30部获得了各种表彰。其中，“麒麟表彰”单元最佳影片扶持资金为 30 万元人民币，也是最高奖项，而数额最低的“优秀短片”表彰获得者亦可每人获得5万元人民币。

而经历过拍电影之初种种困顿时刻的王小帅现场倡议影展成立一个资金池，专门帮助IM的获奖者们完成从短片到长片的跨跃，“让获大奖的导演留在平潭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我愿意做监制”。

创“全球之最”的高额奖金与王小帅的故事相应成趣。IM并不奖赏“穷”，而是鼓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借钱、断顿，不做在片场睡觉的导演”

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式进入电影，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获得电影节或业内大佬的扶持。尤其是大多数导演的处女作都会带有强烈的文艺属性，在视听风格上也会倾向于做探索实验性的尝试。当文艺遭遇商业，应当如何平衡作者表达和市场需求？年轻创作者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出路？

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长久笼罩的一重迷雾。对此，IM做了一场名为“理想和现实的博弈”的论坛，请来两岸知名电影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解惑。

导演李睿珺这次带来IM展映的是他的第三部长片《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改编自著名作家苏童的同名小说。他2006年开始做自己的第一部长片，如今已经有6部作品问世，广为人知的还有《老驴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

在他的讲述中，一个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从山西来到北京，迈出成为导演第一步的关键词是：借钱。

2003年毕业之后，李睿珺一直在电视台工作。有一天，朋友告诉他有一个可以进入剧组不拿钱免费学习拍戏的机会。于是他立刻辞职，并跟同学借了1500块钱，从北京到了拍摄地蓬莱的一个海洋馆，买了三天的票，每天进去站在导演旁边看。“结果发现那个导演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偶尔醒了就问执行导演‘好了吗’。”李睿珺说。

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大家认识导演或者了解电影拍摄的机会非常少，容易把电影想得神秘、复杂、遥远。“你可能在书上或者采访里看到，导演现场如何因为一场戏跟摄影师吵架、跟演员怎么样，但是我在现场都没有看到，你期待中的剧组该发生的导演的工作部分全部没有发生。”

那次经历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反思，那就是未来的导演可能分几种，有一部分人将拍电影视为自己的一个技能，把导演只简单当成一个工作；但还有一部分人会拼命地想完成自己的一个作品。“那我未来要做哪一种导演呢？肯定不是在现场睡觉的导演，而是那种可以在杂志上看到的、可以被记者采访如何在现场争论的导演。”

在他看来，数码时代的来临，彻底把电影从繁重的工业技术里解放出来，每个人都有机会。而与其等别人给一个机会，不如自己创造一个机会。“所以，我借了30万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李睿珺讲述，“其中三分之一的钱是借父母的，我给他们在县城买了一个房子，就算是还了。其实我第二部电影的所有演员都是第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因为他们都借给我钱，这个压力从2006年一直持续到2013年还干净才算结束。”

李睿珺说他自己所有的经验都是通过借来的钱拍出第一部电影完成的，而不是听说有机会可以跟一些前辈来交流完成的。至于现在正准备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你们进入的方式可能会更便利。”

作为第六代导演和编剧之一的唐大年在拍自己的首部电影的时候，关键词是“断顿”。

唐大年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他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当时有一个导演非常喜欢他的毕业作业，后来就拍成了电影。毕业之后，他从事了很长时间的编剧工作。他的电影剧本《瞧，这个人》获1996年圣丹斯电影节“电影百年”（Cinema/100 Sundance International Award)）奖。其编剧代表作还有《搜索》、《十七岁的单车》等。

《都市天堂》是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在他的讲述中，这个电影的戏里戏外都跟理想和现实有关。最初，田壮壮看中了他写的这个剧本，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就搁置了。一个曾经合作过的电视剧制片人偶然看到，就说“咱们把它拍了吧”。但拍摄过程十分不顺，“每隔两天剧组就断顿了，制片人从兜里掏出几万块钱来说先花着，然后他就消失了”。

他记得当时马上要转场去安庆的一个小村子，但剧组一点钱都没有。“我就去跟我的一个发小聊，发小给了我一张存折，说里面有几万块钱，拿去花。”他取了大概三万块钱，雇了一个特别破的车，“必须隔一段时间就得下来推，启动之后不能停，一停就熄火，推完之后大家跟着跑，一个一个再上车。”两天之后，从北京到安徽，剧组三四十个人终于辗转到达到目的地。

那部电影结束之后，唐大年觉得有点伤着了。“花三四年的时间去做一部电影，你的表达真的重要吗？值得用这么长时间的人生经验去换吗？”他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年轻时我不懂这话的意思”

而困惑的另一个含义是“选择”。CNEX创始人徐小明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入行、坚持、迷茫、离开，最后兜兜转转又回来的故事。他体会最深的是，一个电影创作者进入行业并且学会了如何用电影去表达之后，也很有可能在海量的信息中迷失，尤其现在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大学毕业之后，徐小明做过将近十年的执行导演，与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合作颇多，例如《童年往事》。到1984、1985年的时候，他开始怀疑这个工作是否能持续得下去。那时正好是台湾电影新浪潮兴起的年代。“在当时我们觉得非常成熟、知名甚至是伟大的导演，都曾经陷入到对电影这种载体、形式的困扰中，他们的创作节奏都放缓了，而年轻的导演就更加没有机会，特别是在资金方面。”

在做执行导演中间差不多有三四年，徐小明在准备自己的第一部片子。他写完剧本之后，会给侯孝贤等朋友看，大家看完都觉得不错，但是谁会给你钱拍呢？“我当时年轻听不懂这个话的意思。”徐小明回想，“当你的故事这么依赖你不可控的支持，那么距离电影拍成的时间就只能是遥遥无期了。有没有可能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故事的所有推动都能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情况下完成呢？”

那时的徐小明已经30岁，他选择离开电影，开始写电视剧的剧本。但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两年。那时的电视剧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有一段时间他甚至需要不断地“胡编乱造”去满足电视台或制片人的需要，“因为你需要‘产能’”。他记得：“一开始写的时候，制片人会说你差不多在一个礼拜可以给我1集60分钟的东西就行，到后来他看到你10集剧本、15集剧本就开拍了，开拍之后每天会催你的剧本。于是你的节奏从7天变成5天、3天，到最后你就变成每天要写1集剧本。”

这种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侯孝贤回来找他。“小明，我们现在有资源了，可以拍戏了。我们有一个故事，你要不要看看？”侯孝贤的制片人跟他说。徐小明一开始是拒绝的：“我说我离开电影就再不敢想了，因为我不想再伤自己的心。”但他的身体很诚实，看完剧本之后跟制片人一下子聊了好几个小时，把自己离开电影的两年里浸在生活中的所有见闻和思考都倾注了进去。制片人听完说，“这个剧本不要了，你自己写一个，就把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些都整理成一个剧本，你来拍。”

这就是《少年吔，安啦》的诞生。

也是由这部电影的创作经历延伸开来，徐小明提到了青年导演可能会遇到的不接地气的问题。当时在读制片人给过来的剧本时，他觉得里面的人物本身都是飘着的，都不真实。而当时恰 好他在工作时每天都能看到剧本里写的这些人物。“我说这是有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把这个故事落进到一个可信的环境里面。这几天在IM的创作营，我们一直在谈的也是你相不相信这个东西。”

CNEX另外一位创始人陈玲珍参与了IM今年首次开设的“生生不息”创作训练营，并担任了顾问的工作。她对青年导演也有同样的忠告：“我们在训练营这几天经常对大家说的就是，你们还是很年轻，因为你们被保护得很好，所以你们还是天真、一厢情愿。但是很多故事人物表象所呈现的背后的基底或者社会因素，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大家对生活体会不到位，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出现刚才徐老师讲的‘飘着的’状态。但做人物一定要立得住、有可信度才行。”

最后，与资本和市场的博弈是一个终极难题。但这个也关乎选择。

徐小明的方式比较简单，“你要的钱越少，主动性越高；你要的钱越多，主动性就越少，高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就没有主动性了，只是这个工作的负责人而已。”

“这是一个选择，你得想清楚自己要什么。”李睿珺也有同感，“如果认定了‘我要资本’，那么对不起，你就在里面不要抱怨；如果你选择了‘我就要低成本，我要拍我自己想拍的’，那你就不要抱怨说‘为什么别人有伸缩炮而我没有’。因为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一切自己承担。”

李睿珺的选择是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正在做《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那一年也是各种项目找到他最多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电话来问他有没有订过年回家的票，他猛然警醒，“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吗？我都在干嘛？倒推回去，你的时间大块面被一部电影无情地切割了，变得只有从哪年到哪年拍电影，而没有其他日常。”

他计算着，拍一个电影可能会用去两三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而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2岁，假如自己有幸能活到72岁、并且能三四年就拍一部电影，那么我一共能拍的可能也就不到十部了。“假如我只有十次表达的机会，我一定拍自己最想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