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屠杀的电影有很多，从阴郁的短纪录片《夜与雾》到浩瀚的《浩劫》；从《灰色地带》和《扫罗之子》到《美丽人生》。这是一个似乎会使任何试图将其美学化的努力都感到困惑和受挫的主题，然而，人们还是进行了尝试。

就人们对大屠杀的熟悉程度而言，没有哪部大屠杀影片，能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93年的史诗片《辛德勒的名单》相提并论，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奖，并成为世界各地高中历史教室的主要内容，甚至在德国也是如此。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创作，可以在令人震惊的残暴和感伤主义之间摇摆，他在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中找到了自己的视角，这个自私的商人开始剥削波兰犹太人的奴工，但最终，他英勇地将这1100名工人从几乎必死无疑的难民营中拯救了出来。通过辛德勒，斯皮尔伯格能够在难以想象的邪恶背景下，讲述一个不可能的英雄主义——甚至是乐观主义的故事。

《辛德勒名单》开启了关于大屠杀的新对话。斯皮尔伯格利用大屠杀基金会，来记录幸存者的证词，但这部电影也对全球对话产生了更大的、非正式的影响。曾为普拉佐集中营指挥官阿蒙·高斯做过女仆的幸存者，海伦·乔纳斯-罗森茨韦格说：

这一切都始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让人觉醒。在看电影之前，我们没有谈论过这件事……也没人想知道。不知怎么的，当电影上映时，它成为了一种觉醒。我们能够更自由地和孩子们交谈大屠杀。我告诉你们，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过去是，和我的孩子们谈论那些恐怖时代的现在也是。但他们必须知道，他们也想知道。

时至今日，《辛德勒的名单》仍然是一部让人看后久久不能平静的影片，片中出现了好莱坞电影中一些最残酷无情的镜头。尽管看着这一幕很痛苦，但这也是一种折磨。斯皮尔伯格自己也觉得这段经历让人精神崩溃，像本·金斯利（Ben Kingsley）、拉尔夫·费因斯（Ralph Fiennes）和连姆·尼森（Liam Neeson）这样的演员发现，他们的生活和态度，都因与大屠杀历史的接触而改变了。因而《辛德勒的名单》的制作过程，简直可以另外拍成一部电影。

拉尔夫·费因斯穿着戏服，无意中吓坏了一个认识真正阿蒙·高斯的幸存者

拉尔夫·费因斯（Ralph Fiennes）饰演普拉佐集中营指挥官阿蒙·高斯（Amon Goeth），他在一次采访中，描述了自己在为这个角色做研究时对高斯的了解，以及之后的经历：

我记得有一些幸存者谈到他们看到他时的恐惧。他吓坏了曾经在普拉佐集中营生存过的人们。许多关于他的描述，都充满了人们看到他时所感受到的恐惧。

当普费弗伯格（Mila Pfefferberg），一个认识真正的阿蒙·高斯的幸存者来到辛德勒的名单拍摄现场时，看到费因斯穿着全套服装，表现着他所扮演的角色的怪癖，普费弗伯格被吓得发抖。

高斯试图射击莱弗托夫时，枪卡住的场景确实发生过

也许《辛德勒的名单》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是，阿蒙·高斯（拉尔夫·费因斯饰）认为拉比·拉弗·莱弗托夫（埃兹拉·达甘饰）不适合在工厂里继续生产铰链，因此试图射杀拉弗·莱弗托夫。他尝试了两种不同的手枪，但每一种都没有成功开火，最后在失望中放弃了。

任何人都可以认为，这个场景是编剧编造出来的，但事实上，它确实发生过。1957年，莱弗托夫向亚努斯·图尔科夫讲述了这个故事：

显然对莱弗托夫的日常工作不满意，（高斯）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扔到通往兵营第二间屋子的小台阶上。然后，他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枪管对准拉比的头，扣动了扳机。但左轮手枪卡住了，没有开火。

他一次又一次地扣动扳机，但还是没有开火。他把枪放回口袋，从第二个口袋里掏出一把带有珍珠图案的自动手枪，对准拉比的头，扣动了扳机。这一次，左轮手枪还是没有开火。兵营里所有的工人都站在那里，吓得连呼吸都没有了。

在实际的事件中，莱弗托夫关于铲煤的借口是一个谎言：他是在高斯的枪卡住、指挥官还没找到能工作的枪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才想到这个办法来救自己的命的。

有一位制片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让连姆·尼森感到了羞愧，从而减少了抱怨

《辛德勒的名单》的制片人之一布兰科·拉斯蒂格（Branko Lustig）是一名克罗地亚裔美国人，他在大屠杀中幸存，小时候曾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在他到达那里的一个星期后，拉斯蒂格目睹了7名犹太人被绞死。临死前，他们劝他做个见证，以后讲述他们的故事。后来，他把《辛德勒的名单》看作是履行他对那些在集中营中丧生的人的承诺的机会。

当连姆·尼森（Liam Neeson）抱怨拍摄现场的天气很冷时，拉斯蒂格给他看了自己手臂上的纹身，提醒他有些人的情况实际上更糟糕。当摄制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场拍摄外景时，尼森回忆道：

我看着真正的奥斯维辛的小屋，拉斯蒂格走到我面前，指着其中一间小屋说，“看到那间小屋了吗？”“是的。”“那就是我待过的小屋。”然后我就明白了。而这真是个好时机，我的膝盖真的在颤抖，你知道吗？我当时一直说错这句台词：“我需要这个孩子来擦拭金属外壳的内部。”

1994年，当《辛德勒的名单》获得最佳影片奖时，拉斯蒂格与斯皮尔伯格和联合制片人杰拉尔德·莫伦一起，接受了奥斯卡小金人。拉斯蒂格说：“我的纹身号码是83317。”“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从奥斯维辛到现在这个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斯皮尔伯格拍这部电影没有拿薪水

当时，制作一部关于大屠杀的黑白电影，并不被视为一个特别商业化的想法，所以《辛德勒的名单》的预算相对较少，只有2200万美元。（相比之下，当年斯皮尔伯格的另一部影片《侏罗纪公园》的预算为6000万美元。）

除了《辛德勒》的预算不足之外，斯皮尔伯格决定不拿导演的片酬。他觉得拍摄这样一个故事拿的报酬，相当于“血腥钱”：

我们就这么称呼它吧。我没有从《辛德勒的名单》的利润中拿走一分钱，因为我确实认为那是血腥钱。当我第一次决定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我说过，如果这部电影有盈利，它不能归我或我的家人所有，它必须流向世界……

在试镜录像带中，德国演员为他们父母的行为，向斯皮尔伯格道歉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一些寻求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出演小角色的德国演员，给他寄来了试镜录像带，并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

有许多为《辛德勒的名单》试镜的德国演员，因此我看到了许多试镜的录像带，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知道我正在看录像带或将会看录像带，并为他们之前的那一代人道歉，谈及他们的内疚和感受，而且非常坦率。我很惊讶有那么多德国演员会看着摄像机，在6000英里外和我说话。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

然而，当斯皮尔伯格看到德国演员穿着全套服装时，他注意到了变化：

一旦这些德国演员穿上武装党卫军的制服，我的态度就改变了，我无法和他们交谈。在拍摄间隙，他们会和我闲聊，试图问我一些关于《外星人》和《夺宝奇兵》的问题——那些喜欢这些电影的人会问导演的问题。而我并不想进行闲聊，因为我无法面对这身制服，然后我的偏见就开始暴露出来了......

在德国演员和犹太演员一起参加逾越节家宴之后，斯皮尔伯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斯皮尔伯格回忆说：

所有的德国演员都来了。他们戴上圆顶小帽，打开犹太教经典哈加达，然后以色列演员走到他们旁边，开始给他们解释。这时两个种族坐在一起，以前的文化分歧，被抛在了后面。

斯皮尔伯格警告“穿红衣服的女孩”在18岁之前，不要看这部电影

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是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小女孩，辛德勒看到她在克拉科夫贫民窟被清算时四处游荡。虽然在叙述中，这个女孩的作用是促使辛德勒找回自己的良心，开始保护其他犹太人，但斯皮尔伯格指出，对他来说，这个女孩代表了大屠杀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方式，但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它。（诚然，战争还在继续，但历史学家仍在争论，盟军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更多的军事行动，来扰乱死亡集中营的运作。）

这名女孩由当时3岁的奥利维亚·达布罗斯卡（Oliwia Dabrowska）扮演。斯皮尔伯格让她承诺在18岁之前不看《辛德勒的名单》。但达布罗斯卡并没有遵守这个承诺，而是在11岁时第一次看了这部电影。后来她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在她那个年龄，这显然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

“我为出演这部电影而感到羞愧，当我的父母告诉任何人我的角色时，我真的很生气，”多年后她说。“我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在高中的时候，人们在网上才知道。”

18岁时又看了这部电影，达布罗斯卡说她意识到“斯皮尔伯格是对的：我必须在这部电影中成长起来。”

一名当地妇女告诉演员和工作人员，她怀念第三帝国

一些当地人似乎怀有支持第三帝国的情绪，这增加了拍摄《辛德勒的名单》的难度。

演员和工作人员有时会在片场发现喷涂的纳粹万字符记号，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当地妇女称赞拉尔夫·费因斯时髦的党卫军制服，并补充说，她怀念“保护”他们的德国人。

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讲德语的商人在一家酒吧里找到以色列演员迈克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用哑剧模仿套索的动作说，“希特勒应该完成这项任务。”很快，演员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被激怒了，站了起来，不得不阻止他去攻击那个男人。

斯皮尔伯格在晚上用《宋飞正传》和罗宾·威廉姆斯的电话，给自己打气

《辛德勒的名单》的拍摄本来就很困难，因为在波兰拍摄地点寒冷，预算有限，而且时间紧迫。但是，这个问题又加重了这种困难。斯皮尔伯格发现这部电影让他的情感枯竭，不仅是因为场景的紧张和暴力，还因为拍摄过程迫使他接受自己的犹太血统。他强烈地意识到，如果50年前他在这个地方，他会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遭受同样的痛苦。

他回忆说：“现在我去波兰，我被我的个人生活打脸了。”“我的成长。我的犹太性。我祖父母给我讲的大屠杀的故事。犹太人的生活又涌上我的心头。我一直在哭。虽然我拍电影时从不哭……但每一天都像是一觉醒来就下了地狱，真的。片场没有笑话。在结束派对上也没有搞笑镜头。”

每天的拍摄让斯皮尔伯格身心俱疲。为了让他振作起来，他的朋友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他最近主演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虎克》，安排每周与导演通一次电话。斯皮尔伯格说：

罗宾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每周，罗宾都会按时给我打电话，他会在电话上做15分钟的单口相声。而我则会歇斯底里地笑，因为我不得不释放太多的情感压力。

“他永远不会说再见，”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在听到我最大的笑声时就挂掉电话。”

在业余时间，斯皮尔伯格还会看《宋飞传》来放松心情。而杰瑞·宋飞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在第五季的“雨衣”一集中，引用了《辛德勒名单》中的台词。

本·金斯利在拍摄贫民窟清算场景时，深受震惊

影片中最悲惨的场景之一，戏剧化地描述了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集中营被德国士兵清理干净，他们不加区分地射杀任何逃离集中营或被认为不适合在普拉佐集中营工作的人。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扮演犹太会计师伊扎克·斯特恩的本·金斯利（Ben Kingsley）回忆说，即使是虚构的场景，也会让人感到非常不安：

在清算场景中，我知道我必须为这个故事服务，我记得我的台词，但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场精心策划的混乱是不可重复的，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名大屠杀幸存者反复敦促斯皮尔伯格制作这部电影，并承诺“奥斯卡奖”

《辛德勒的名单》之路，始于大屠杀幸存者利奥波德·“波尔德克”·菲弗伯格，他在辛德勒名单上排名第173位。1980年，菲弗伯格在比佛利山庄遇到了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并向他推销了这个想法。菲弗伯格向肯尼利提供了资料，并为他采访其他“辛德勒犹太人”开辟了道路。其结果是肯尼利在1982年将辛德勒的生活写成小说，最初的名字是《辛德勒的方舟》。

后来，菲弗伯格同样坚持认为这个故事应该拍成电影。于是他敦促斯皮尔伯格制作这部电影，并承诺“将获得奥斯卡奖”。这部电影花了近10年的时间来开发，经过多次重写，并在不同的导演之间跳来跳去，但当斯皮尔伯格完成这部电影后，他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一个最佳导演奖和一个最佳影片奖），证明了普费弗伯格是对的。

环球影业的负责人，坚持让斯皮尔伯格先拍《侏罗纪公园》

1993年可能是斯皮尔伯格漫长职业生涯的顶峰，它见证了票房巨制《侏罗纪公园》和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上映。

斯皮尔伯格之前曾尝试过拍摄“严肃”电影，但在1987年的《太阳帝国》反响不佳后，他又退回到更商业化的电影领域。在阅读了作家史蒂文·扎利安的众多剧本草稿后，他最终决定拍摄《辛德勒的名单》。

斯皮尔伯格的长期导师，环球影城的总裁西德尼·谢恩伯格同意为这部电影开绿灯，但有一个条件：斯皮尔伯格必须先拍摄《侏罗纪公园》。据斯皮尔伯格说，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他知道一旦我执导了辛德勒，我就不能再拍《侏罗纪公园》了。”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天气出奇地配合

制片人杰拉尔德·莫伦认为，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帮助《辛德勒名单》的制作顺利进行。天气的配合是他产生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

斯皮尔伯格希望在雪中拍摄关键场景，但当制作开始时，却没有任何场景。莫伦正准备用卡车把这些东西从山上运来，但就在拍摄开始前，一场暴风雪发生了。

后来，当其他场景需要去雪的时候，天气又配合起来了，雪融化了，正好赶上拍摄现场。

“似乎从斯皮尔伯格决定拍摄《辛德勒名单》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莫伦说。“在我看来，我们显然是在受到神的指引。”

连姆·尼森抱怨斯皮尔伯格在片场，把他当“木偶”对待

连姆·尼森（Liam Neeson）最初对斯皮尔伯格的导演风格有困难，觉得太有控制欲了。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是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早期夜总会场景中，我们看到辛德勒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另一张桌子上的几名德国军官。尼森在2017年的纪录片《斯皮尔伯格》中讲述了这个问题：

我那时是个吸烟者，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不抽烟。但在特写镜头里，他开始教我如何吸烟。“…吸一口烟，让烟熏到脸上。再做一次。好，现在慢慢地把你的手拿开。”所以他基本上是在告诉我如何呼吸。

之后，尼森向联合主演本·金斯利抱怨说：“如果每个场景都是那样的话，我就是个木偶。我不想成为一个傀儡，我已经41岁了。”金斯利回答说，“一个伟大的指挥家需要一个优秀的独奏者”，并建议尼森向斯皮尔伯格学习。从那以后，事情就顺利多了。